徐孟南小传：人微言轻的我

xumengnan

（一）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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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安徽蒙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小学都没有毕业，务农之余做点地摊小生意。而母亲学历稍高，作为初中毕业的她，也能简单辅导我们，但在我的记忆中，不管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父母都给了我们自由。
　　我刚出生不久就得了大病，就算有命也可能留下后遗症的脑膜炎。那时候家里为了给我治病，就快砸锅卖铁了。小时候，父母常常开玩笑说，“那一次抱着你去城里医院，你半路上差点就没气了，差一点就把你扔掉了，还好你还算争气!”也因此，我得到了第一个名字“难难”。后来，亲朋叫着叫着就成了“南南”，而我大了点的时候，按照村里辈分，我取了大号“徐孟南”，就是我现在的姓名了。
　　虽然，我从病魔中挣脱了出来，但是我父母担心我以后的智力，所以在我姐和我之后，我们家又多了对双胞胎弟弟。所以，我父母身上的担子很沉重。


（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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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那时候我们都还争气，特别在学习上，很少让父母操心，只要期末拿到三好学生奖状就行。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有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空手而归过。本来，我是不愿意上学的，因为我帮堂哥教训了他的同学，担心被报复就一直没去，最后被父亲逼着去的。我记得，那时候学校没有多余的课本，不知父亲从哪里找来黑白色的课本。本来就内向的我，看到别人的“鹅”都是彩色的，而自己的没光没彩，我感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就更加不爱说话了。后来，又因为背不出课文被语文老师罚站，心里产生了自卑感，进而厌学，连自己比较喜爱的数学课都逃。还好，我一直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只这一次逃课，后来都遵循父母老师，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
　　我是个很普通，智力也一般般地学生，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的成绩才慢慢好起来，到四五年级的时候才还不错。那时候学习就一个秘诀，就是反复不停地做练习题。至今在我脑海里还存着这样的画面，我在农田里给父亲帮忙，还带上数学课本和练习册，在刷题，对一旁父亲的唠叨，心生怨言，耽误我学习。
　　就这样，我一路努力学习，上了我们县的市重点高中。在高一，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勤奋，除了课本就是练习题，向着我们老师一直给我们灌输的那样走着，“好好学习，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建立个好家庭。”老师这样说，我就这样努力着，因为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尽管有时候隐隐约约觉着自己将来有大事要做。


（三）思想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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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一门心思在课本上，在做试题上，我很少和外界接触，就连学校的阅览室、图书馆都不咋去。不过，高一时，老师会叫我们订些学习报，也算对外界有所了解了。而语文学习报上的作文大赛了我。好吧，我承认一直以来我的语文分数只能及格，我的作文就更不用提了，但每次考试，我都隐隐约约觉得，我的作文写得还不错的。我看到，语文老师经常抽一些语文成绩好的去参加作文比赛，其实我也想去的，心想我去了也不会比他们差。
　　看到语文学习报的作文比赛之后，我就想试着去投稿，我想证明给他们看。结果有回复，说入围初赛，参加复赛需要交钱。我照办了，结果获奖了，还发了证书，当时挺欣喜的，就差拿给同学们看了，还好内向的我没有外漏，因为后来我发现学习报上有很多这样的作文大赛，而且只要参加都能获奖。所以就没意思了。
　　不过，这件事情令我养成了看课外书的习惯，偶尔会去书店看些文学类的书籍，想提升自己拙劣的文笔嘛。还没去几次，我就在书店看到了影响我，也可以说是启蒙我的一本书。它就是署名韩寒的《通稿2003》。书里面都是批判现行教育体制的文章，当时看了很是激愤，而且有种被现行教育欺骗的感觉，原来自己一直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不堪。平时老实内向的我紧握拳头，不知道该砸向谁。
　　上课回到教室，看到自己曾经反反复复练习的试题，甚是反感，而且有好多以后肯定用不到，注定要忘记的东西，这不是浪费时间吗?!看到那些中规中矩的同学，一个流水线出来的学生，没有个性而言，这不是磨灭人性吗?!又看到那些偏科或者怪才，他们因被以分数论而无缘大学，这不是埋没人才吗?!我脑海里反复出现这些东西。再想想以前老师教授我们的，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然而好个屁。
　　那时候的我，还是很内向很老实的，发现教育这个大“秘密”后，我并没有张扬，白天强忍着内心的不愤继续听课，晚上则上网搜集现行教育更多的罪恶。


（四）挖掘“三人行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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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除了韩寒，还有好多名人批判现行教育，但就没有一个人提出更好的教育改革方案来，这一点很令我不解，既然不好，您们倒提出个好的呀!光批评有啥用呢?!
　　我当时想，既然你们光说不练，只做假把式，那我试着搞个不错的方案。
　　于是，想了就去干，去搜集资料，去观察身边的同学，把自己的方案雏形想象在同学身上。方案核心是从初中就开始引导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在高中的时候根据各自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选择对应的学科，当然各科基础知识也要了解的。我取名为“三人行教育理念”，取自《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就是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我还根据这个方案写了部中篇小说《三人行》，完全虚构的学校、家庭、社会。在小说中，“三人行教育理念”得到有效的实施。
　　当时弄出这个方案后，已经上高二的我感觉自己特别了不起，隐隐约约感觉，这个暗合了我从小一直有的，我是个做大事情的人。但我并没有沉浸兴奋与愉悦中，我想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的教育理念，怎么才能它很好的被实施，最后好造福子子孙孙。
　　思索了良久，我给教育部写了信，主要是讲我提出的“三人行教育理念”，还有实施的情况。在信中，我笃定，这肯定是可行的教育改革方案。在网上找到教育部门的通信地址，我就把信投到了邮局信箱。上网的时候，我也到处给韩寒、郑渊洁等关心教育改革的名人留言，主要是去他们的博客，那时候博客很火的，我每次上网都会他们留言或者写纸条。可这些，包括给教育部门的信，都没有用，没人回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人微言轻。我甚至明白一个真理，某人处于某个体制模式底层时，他会想着去改革，而等他们有能力去做的时候，他却忘了初心。这个道理在我后来坚持不懈地宣传我的教育理念的时候，得到了验证。
　　那是在我准备在高考考零分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一个网友的回复，网名“小牛飞刀”，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利用高考宣传教育方案的事情，他只知道我在网上努力宣传着。虽然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并没有像韩寒、郑渊洁们那样的话语权，但我也收获颇多，更加坚定了当时就宣传我教育方案的信念。
　　在知道我要用高考宣传我的教育理念的时候，他劝道“在中国，是你适应社会，不是社会适应你!”我却说，可以变的，真的!
　　他继续劝道，我不怀疑你的实力，但要你先立足之后，才能谈你的能力，饭都吃不上，还嚷什么啊，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我高中时比你尖锐多了，我在全校大会上骂过人。
　　我默默回道，教育需要我们一起去改变!
　　而他说，只有你强大了，你才有说话的权力!
　　我当时也知道这个道理，要不咋直接去找了韩寒帮忙呢，可我反驳他道，等你长大了,你就无心于教育了.而且你不翻一翻,没人听你说话的!
　　他继续给我讲道理，我很了解你，大家都是从高中过来的，但你会发现自己没办法的事，记得朱容基在回答外国记者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实现直选，他说了一句：我比你还急。
　　现在事实大家都在急，可也要有个过程，抗战要八年，何况中国人的思想都二三千年一脉相承了，要个过程。
　　但我觉得，这样太慢了，我坚信道，只要有人肯干,会很快成功的!
　　他劝不了我，只能呵呵了，最后说，我不管你干什么，你现在是学生，你把学习学好是首先，知道不，你学习好了，做别的也有底气，要不别人会说你学习不行，才出此下策，都会看你的笑话!
　　我却不以为然，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有新教育方式,我正按我的学着.我会用我的成级证明看的.当然,不是分数,是适应社会能力!
　　他却道，分数也能说明能力，虽然不全是。
　　我说我以前的分数也差，从小学到高一都是在班里名列前茅的,直到我发现了现行教育的弊端。
　　见他没提我的教育理念，我问他，你对我的新教育感兴趣吗?
　　他只说，我对你感兴趣!
　　我带有嘲笑意味地说，对了吧,你现在对教育不感兴趣了吧?!
　　他承认道，是啊，现在我都要远离教育了!
　　我当时也怕自己以后变成他这样的，我说，如果我也上了大学,可能也会对不管制我的教育感兴趣的, 自私!!!!!!!!!!!!!!
　　他又呵呵了一声，道，年轻时什么好?
　　我却心想，长大了的人只剩呵呵了，我反驳道，大了,会胆小的,会顾虑的 更多的,我不会学你的.我要救人.救 你我他!
　　但他可能觉得我是小孩没本事，他说，你现似乎没什么发言权!
　　“会的,只是时间未到!”
　　“时间要是到了，早就有人说了!”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推动时间年轮的人，我说，我会让时间到的!
　　他却说为自己打算才是聪明人。
　　在我九年后再看到这个对话的时候，我有点庆幸，我觉得如果我当时选择和小牛飞刀一样按部就班上了大学，或许我是当时的他。当然，我没有鼓励大家去考零分，考零分是不对的，但宣传我的教育理念没有错，只是我的方法错了。


（五）利用高考零分宣传三人行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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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高考零分，在我邮局寄信、网上留言、学校附近贴告示都宣传无果后，我在学校阅览室看到的，那时2006年蒋多多的高考零分。
　　自从高一下学期参加了学习报上的作文大赛之后，我喜欢逛书店，逛学校阅览室，每天课间二十分钟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些杂志、报纸。在高二的时候，在一本中学生杂志上，我看到了蒋多多“伟绩”，也是违纪，她故意在高考试卷上用蓝色笔答题，同时也写满了对现行教育的看法。她想让教育部门的人找她谈教育的事情，可结果人们却像网友“小牛飞刀”一样，只关注蒋多多本人，不关注她对教育的想法。可我觉得，我和蒋多多不一样，我有自己成熟的教育理念，我还专门写了中篇小说《三人行》
　　来介绍了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我想，我如果考了零分，人们会像关注蒋多多一样关注我，然后我抛出我的教育理念，然后出版我的《三人行》小说，这样不就让大众知道我的教育改革方案了嘛!
　　有了效仿蒋多多想法，又加之对考试厌烦，特别是觉得学习以后用不到的知识在浪费时间，我几乎放弃了对各学科的深入学习。我想，我以后想写点东西，或许能像韩寒那样写书养活自己呢，尽管我有自知之明，我没有韩寒那样的文笔。虽然有点晚了，但我还是依照“三人行教育理念”的方法来学习，我平常上课也听讲，但试题不咋去做，也会去看些课外书，还有写日记练笔!但不仅仅是练笔，我还在倾诉，因为我压抑!
　　自从我在高二决定用考零分来宣传“三人行教育理念”的时候，我的分数在慢慢下滑，老师同学们都注意到了平时极为内向的我。同学见我隔三差五去网吧，成绩因此下滑，他们可能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吧，要好的同学会直接指责道“你是怎么搞的”，而路过我身旁的物理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不解的表情，成绩那么好的一个同学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而我平时看到他们只是表面上笑笑，内心确实苦的!而我们的班主任呢，他恨铁不成钢，一次在得知我前晚去了网吧，他把我叫到一个教室楼的楼梯角落，问我昨晚去干嘛了，我呆站着，低着头，不做声!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是不吭不响。他可能也没办法了，朝我就是一拳，我踉跄可一下，然后又是呆若木鸡。
　　可能，大家有疑问，问我为啥不把自己搞出教育方案的事情告诉同学和老师们。我想诉说我心中的委屈来着，可我不敢，我怕他们劝阻我，就像网友“小牛飞刀”一样来让我先考虑我自己。我怕变成第二个“小牛飞刀”。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我父母也就知晓了，就算我经得住同学老师们的劝阻，我知道我拗不过父母的。不仅仅我是孝子，还有下面这个事情：
　　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我的分数已经一塌糊涂，别人在考场上考试，我在模拟我自己的高考，模拟咋考零分。所以，我那时候的成绩和我小学一年级差不多了。
　　班主任没办法，可能觉得不能让我糟蹋我父母的钱，在要交学费的时候把班主任叫来了。三人摊开了话题，班主任说，对我父亲说，您看看他也不好好学了，还不如回家算了，早点出门打工还能挣两个钱!
　　听到这里，我心慌了，万一，我爸听了班主任的话，让我退学咋办呢?!我是要高考的，我要用高考零分来制造关注度，我要宣传我的“三人行教育理念”。我现在可不能放弃。之后的对话中撒谎了。
　　在听了班主任的话后，我爸可能慌了。虽然他也知道我的成绩不太好了，但我后来得知，本来打算让我再复读一年的。我爸还是希望我上大学的，奔个好前程。我爸扬手要去打我，“你到底要干嘛?!”班主任去拦!
　　我没躲闪，只是心感委屈，也想受父亲之手，我违心的说：“我以后会好好学的!”
　　班主任疑问道：“你能保证吗?!”
　　我故作坚定的说：“能!”
　　不知道他们信了没有，反正我继续上学了。
　　这个时候，我面对的不再是反对不反对现行体制的问题，而是这些现实切身问题，主要还是父母对我的期望方面，我经常在考零分与上大学之间徘徊。考了零分，就会伤害父母，他们每天起早贪黑把我们养大，真心伤不起;不考零分，之前自己绞尽脑汁的宣传也都尝试过了，当时就认为我没有其他路子来宣传我的教育方案了，只有考零分最有效果。
　　我常常想，如果我是孤儿就好了，就不会经常想起父亲每天三四点就起床熬糖水制作芝麻糖，然后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去城里叫卖，有时候还会被城管追赶。想起母亲在大冬天，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里清理牛肠中的脏污，半天都不敢休息一会儿。想起父母深夜给我们盖被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拉扯那么大。想到这些，我就决定好好做试题。
　　有时候又想到，我从小到大那个一直隐藏在我心底地做大事的念想，总觉得自己还是要做些大事情，好名留青史。而我这“三人行教育理念”就是大事，要是真实行了，莘莘学子们不会像我一些同学们那样困苦。如果我的《三人行》要是真出版了，或许我也能靠写东西养活自己。或许这样能给父母稍许安慰。那时候的我是寂寞孤独的，只能靠日记来倾诉。
　　整个高三，我一直在犹豫又坚决，直到高考前一两个月，那时候老师同学都互相不管不问，只是谈毕业留念之类的，又加之我那时候的成绩在一两个月没内是无力回天的，所以我只能静静地按照我的计划考零分了。这时我心中已经很静，很平静那种，估计和已经得知高考答案的考生那样泰然自若。想来，我那时真知道我自己的高考答案的哦!
　　就算要高考了，我还在用其他方式来宣传我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在网上给名人留言就不多了，在高考前一天，我还偷偷摸摸去各大考点去张贴反对教育体制的告示和宣传我的教育理念。我知道，大家可能不喜欢看我的教育理念，但反对教育的东西肯定是大新闻。我想在高考考场有媒体看到这些另类告示会报道的，再不济有同学或者家长看到后会传到网上，然后新闻出来，可能我就不需要考零分了，或者两者加起来影响更大些。可我想错了，第二天，我心里颤巍巍地蹑手蹑脚地走进帖了告示的电线杆，发现告示已被撕破。看来，这个方法还是没用，那老老实实考零分吧。
　　在考场上，我虽不再犹豫不决，但我得防着监考老师，我怕他们当场发现我试卷上的个人信息。那样我会被当场认定作弊，被清理或者告知我的学校。这样大家就都知道我的事情了，作为十分内向的我是做不到的，被同学老师及亲朋围观，我是十分惧怕的，我是一个面对全班同学读课文都会心生胆怯，双腿颤抖，声音变色的人，更何况面对这么大的事情。高中三年，我都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在我的记忆中，老师们就给我一次起身回答问题的机会，而我没勇气举手去争取这些小事。
　　我在高考考场上和监考老师们完成了我人生的大考。全部科目考完后，我还是很平静，和正常高考的同学没啥两样。
　　我回到了老家，村里进入了收割小麦的尾声。在家门口的场地上，父亲正一个人收拾最后的麦粒，我在远处不敢靠近，我怕他问我高考得咋样。而我的双脚好像不听使唤，我不由自主地帮起了父亲。父亲看到了我，只是说了声，“回来了!”具体表情和口气，我已经忘却，可能和以前一样吧。我们父子在一起一般都是默默地做事，很少唠家常，但我们都知道，我互相爱对方。
　　我们俩互相配合做活，并不多言，而远处有位乡亲正走来。我知道他肯定会问我考得怎么样。我的高考应该是我们庄人比较关心的事情，在我们这一茬子，除了已经去了外地的那个女生，我应该是唯一有希望上大学的。在我高中时期，在大家心里，我就是大学生了，每每放学回家，大家见了我就会略带羡慕地喊我“大学生回来了!”我只是害羞地笑着，尽管后来我知道我不会上大学了，我还是礼貌地笑着，我也没有觉得羞愧，我想，等我的教育方案实施了，他们知道是我搞得，可能会更羡慕吧!毕竟是造福子子孙孙的事情。
　　远处的乡人扛着叉子，缓缓走过来，我爸和他打着照面，我只是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干活。我父亲起身，他俩聊起了收成，我蹲着默不作声，手里不停磨撮地上的麦粒，把最后的几粒也捏了起来。我也随之站了起来，面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乡人笑问我，“南南考得咋样?!肯定考得不错吧!”其实乡亲们还一直以为我的成绩一直还是那么好，我在家日常行为都没变，在学校也没给他们传话的同乡同学，我父母自然不会透露自己孩子的堕落。
　　听到乡人的关切，我还只是笑笑，父亲也是陪笑。父亲虽然知道我考得可能不好，但他觉得自己孩子也不会考多差的。
　　在高考分数出来之前就这样在家过着，但心里很忐忑，我没有高考前后的平静了。按计划，班主任会收到考试院的违规确认书，当年蒋多多的班主任就是这样的。我担心班主任在得到确认书后会给我父亲打电话。我不想当面看到父亲失望的样子，那样我会心如刀割。
　　在高考分数快出来的时候，我借故跟父母说要填志愿，得去学校。到了学校还是等，大多时候都呆在学校后面的出租屋里。本来我们室友三人的，我们三人都是初中同学，高中也是校友，只我和其中一个是高中同学。现在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还有我们落下的破旧衣服，晚上我把旧衣服当被子就睡了。我此时担心的是，父亲得知违规后会来学校找我询问。问就问吧，反正都这样了!之后，又疑问，班主任难道没收到确认通知书吗，难道直接违规判零分了?!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
　　在学校操场上，也遇到了些同学，大家互相问些情况，问到我的时候，我都是笑着说还好，糊弄过去。大家都为为各自的前程着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同学肖邦。他感觉自己没有超常发挥。就算他有亲戚在某某部门当官，他也得先混个本科毕业证。而高考是不能靠关系糊弄过去的。我并没有说，高考有多好，只是作为一种最公平的制度存在，是有必要的，当然，它有很多弊端在，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改革，把它做得更好才是正事。所以，我坚持宣传我的教育理念，为的就是让高考更好。
　　不扯这些大家可能不关心的问题，我们回到高考分数公布那天。


（六）诡异的一百多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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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了几天，这天，终于查到了，也查到了我的分数。我担心的问题还是来了。我见班主任一直没有找我签高考违规确认书，我怕不能得零分来着。结果的确如此，我考了一百多分，具体多少分，我真的没有去记忆，反正不是零分。我当时有点恼火，明明违规了，他们却不给我打零分。心中十分失落，我接下来该咋办呢?!没有零分，我咋去报社爆料呢!这打乱了我的计划。不行，我得到网上说道说道去。我随之去了网吧，在网上发了我的信息，不仅在我自己的博客上，我还在一些高考博客圈子里发了我故意考零分，却没如意的情况，言辞有点儿愤慨。我想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好能被媒体曝光。
　　结果没等到媒体，我收到了同志们的博客纸条。“我也故意考了零分，我们联合一下会好点!”我突然感觉，终于遇到了知音，心情一下子好很多。
　　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我们不止俩，当年一共三个我这样的考生，都是想故意考零分，但都没得到鸭蛋。我们的目的都差不多，都有批判教育改革的呼声，只是我有提出明确的教育改革方案。除了我，另外两人都是复读生，意思就是，他俩都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了。小吉自称数学比较好，但英语太差，正常考试，他是无缘大学的。第二次高考前，他向各大名校寄去了自己的数学论文，希望能被破格录取，可结果未能如愿。小吉的高考好像只有数学有点分，所以网友们都质疑他的数学天赋。而另一位同志小坚，只是在高考前几天突然觉得现行教育体制不好，就想反叛，想利用高考来批判现行教育，进而推进教育的进步。小坚的高考成绩好像是32分，好像除了因少数民族加上的20分，他的作文得了12分，他本来以为是零分作文的，行文也有点零分作文的意味。
　　他们也同时遇到了2007年的高考零分考生小章，我是此时才了解到，竟然在2006年蒋多多之后的07年就有人接班零分。有此前辈指导，我放心多了。但我们还是对没能得零分耿耿于怀。而我们要想的是接下来咋办?!讨论之后，我们的计划是先向报社爆料，大家也互相到网上发要考零分的事件。
　　向媒体爆料，这个咋爆料呢?打电话吗?可我这内向的性格，咋说出的口呢!想了又想，也在纸上打了草稿，去学校附近的电话亭的路上，又怕遇到同学，怕他们问起我的高考分数，我咋好意思说呢!好在这个没有发生。
　　我小心翼翼地到了电话亭门口，我却不敢进去，我不好意思说，看我这性格，上学十多年都没有被改变过。我犹豫良久，又回去了，在住宿处，又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电话必须打过去。我想先以同学的口吻给报社爆料。
　　我紧张到发抖，在电话亭里，我等到没人时，我才拿起电话，拨通了在网上搜索来的报社电话号码。我颤颤巍巍地说“我有个同学他～”我声音沙哑，嘴唇微颤，眼露泪痕，“我同学他本来想考零分，结果却考了一百多!”没真考零分，说话都没底气。
　　没想到那边笑道，“是你自己吧!”好吧，被识破!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说，“嗯!”我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因为太紧张了，真的。
　　然后那边随便问了些“咋不好好考呢，干嘛要考零分”之类的问题，最后劝道“考零分也不能叫教育就改革了呀!先考虑自己才行的!”听到这些话我是反感的，即使，我也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报社最后说，如果有需要我们记者会联系你的。但我听他们的口气，感觉他们不会好兴趣的，他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只是孩子气。
　　打了我们当地的几家媒体热线，我就回去了，我觉得这样可能没戏，得另外想个法子。
　　思来想去，我想到了自杀。当然不是真的自杀，而是想制造自杀的假象。我觉得媒体都比较关注自杀事件，再和高考扯上关系，关注度会更高。我臆想，媒体可能以某某考生因高考不理想选择自杀等等来报道，到时候我再跳出来说，我并没有自杀，只是想宣传我的教育理念。
　　我觉得这样挺好，对，就这样干。
　　我写了假的“遗书”，一封是给父母的，主要是讲对他们的愧疚，另一封是给我堂哥的，我向我堂哥说了实情，想让他帮我向媒体爆料我自杀的事情，还有先向我父母保密。
　　我本来想在出租屋里弄些血迹的，但因时间仓促，就没弄。我把“遗书”放在屋中央的凳子上，天刚放亮，我拿了几件旧衣服和鞋子就悄悄地溜走了。我去了我住处后面的涡河河边，到了之前勘察的位置，这里距离大桥较近，桥上来往人比较多，我觉得能引起更多人关注。我把衣服和鞋子扔在了河边，我还想搬块石头投进河里，以尽可能的模拟“自杀”现场，但石头太大，也没找到合适的，更怕惊动旁边船里的人们。我躲在远处看，一双鞋子和旧衣服散乱在河边，旁边都是脚印。还挺像自杀的。然后又带着紧张又有点小激动的走了，我得配合“自杀”躲起来。
　　没走多远，我就有点后悔，有点心痛，我想到了父母。他们知道后肯定会悲伤欲绝。我咋那么不孝呢?!怎么能这样呢?!虽然我一路都这样想着，但没有停下脚步，我想做事。我痛恨自己，甚至在想，我要是孤儿就好了。
　　我按计划去了我们西城边上的庄稼地里，此时天已经大亮，太阳高照，有点热，我找了个地方。我在无人的地头找了个还算干净的地儿，在旁边扯了些枯萎叶铺在地上，坐了下来。听起了随手带来的收音机，我好像还带了本书，具体是啥，我忘记了，好像是一本大奖赛的作文集，我看这些文章并不咋样呢?!我感觉自己写的也不差呢，而且很有思想呢!
　　我就这样听着收音机播报的新闻，有时候信号不太好，我也看看这些人的大作。困了就直接躺下了。同时祈祷，赶紧走有人看到我的“自杀”，然后有人报警，然后有人向报社爆料。而我不太想让父母知道，怕他们伤心。但伤心总是难免的，需要他们的配合，我才能制造更大的影响。对不起父母了!而现在想想挺傻的!
　　快中午的时候，我偷偷去了西城边上的饭店，吃了碗面，顺带了几个馒头留晚上吃。一路上，我疑神疑鬼，总感觉前面的某某就是我同学，可不能让他们破坏我的“自杀”计划。
　　吃完饭，我又回到了庄家地里，天渐渐黑了，我才离开。我拖着布满灰尘的凉鞋走在路边，脚丫子上的黑色泥泞令我很不舒服，而且我此时很是口渴，找了户有水井水缸的人家。没人，我找来水漂，大饮一翻，饥渴后的畅饮给我带来一丝痛快，然后又回到现实中。我该去哪里呢，晚上在何处休息，我要不要回住处看看呢?
　　走着走着，我来到了学校附近，由于是天黑，我不再那么担心遇到同学。我想回住处看看，想知道有没有人发现我的遗书。我四处张望如做贼一般，悄悄地来到了住处的后窗户。屋里并没有光亮，我也不敢太靠近，然后就离开了。我想他们应该还没有发现。
　　我啃着馒头，在想晚上在哪里住宿，我打算在学校附近的为竣工的建筑屋里过一夜，我试图了，但没能穿过围栏。然后去了网吧。我一开始就想去网吧过夜的，但怕遇到同学。但没办法还是去了。我没有交钱上网，我的“自杀”经费不多的，我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了下来，后来也躺了下来，尽量遮挡住自己的脸，怕被遇见的同学看到。还好，我这样做了，因为我隐隐约约听到了几个同学交谈的声音。我想这样不行，这样早晚会被同学发现，我打算去附近的县城利辛县去躲躲。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车站，搭上车就去了，车费好像是十块。一路上，还是担心父母，想着他们知道我“自杀”后的痛苦，我祈祷，我的零分早点被曝光。
　　大概一个小时，我到了利辛县，这里就安全多了，我不用再躲躲闪闪，可以大摇大摆在路上行走。我想挣点钱，所以有捡破烂的想法，想着捡些饮料瓶拿去卖。虽然觉得有些丢脸，但我想挣钱。但捡了好久没有捡到几个，最后作罢。中午的时候，我去吃了饭，花了几块钱，多喝了些免费的开水。
　　然后又到了傍晚，我最怕的就是晚上，我不是怕黑，我是不知道怎么过夜。我想去网吧来着。先找了有路灯的地方，蹲着写了日记。
　　之后就是找网吧，想在那里过夜，也想查查，我的自杀被发现没有。结果，我上网搜索了我的名字，并没有什么新闻，我也去我博客看了，还是那几个点击率。我知道，我的事还没被报道。但我担心父母，他们可能在找我了。我又痛恨了自己，并感叹自己要是孤儿就好了。
　　我本打算在网吧包夜睡觉的，可网吧赶人，说晚上可能有公安来检查。我无奈只有走了。我转悠了一圈，看到旁边有许多圆柱形的空井筒，都是混泥土制成的。它们都斜倒在一个工厂的里外，好像还有人在上面玩耍。我想我可以在这里过夜，可这里蚊子太多，我又去买了蚊香。等回来，实验着躺下，但混泥土制品太硬，蚊子就更不用提了，点着蚊香也没用。我只有作罢，最后在这条街上找到一处未竣工的小楼，一楼只有几根柱子，左右有邻居，后面是围墙，正面是空的，很是敞亮，而且门口有个麦秸垛，正好可以用还算柔软的麦秸做铺垫。但麦堆旁边有个废弃的沟渠，应该经常有人往这里扔垃圾，因为沟边杂乱不堪。还好离麦顿较远，而且我可以睡在屋里。我用麦秸简单铺垫了一个床，在旁边点了蚊香，然后躺下，用白天捡的破费条幅做被子披在身上。躺下没多久，蚊子们就蜂拥而至。我不停地和它们打起了游击战。我很困的，但只能这样一边打蚊子一边迷迷糊糊睡着。
　　天麻糊亮时,我彻底醒了。一只狗要进来玩耍,我刻意地发出声音提醒它停步。它没停步而是吓跑了,边跑边吠着。
　　我起床了,走了。后来才发现战斗了一夜的我满身都是灰尘。我去了涡河边,在供人的石台上睡下了。虽然冷但还是睡着了,没有蚊子的。
　　醒时,发现我的随身物品少了，我把它们放在石台下的。好在,我的笔和日记还在。
　　太阳出来了。望着希望之光，我在想我的太阳何时才露一丝光芒让我高兴高兴。
　　我去买了内衣，然后找了干净河水处，简单洗了下，顺便摘了旁边菜地里的西红柿充饥，然后到那石台阶，继续睡觉。而凄凉、悲伤一直在我心中游荡。
　　一直到中午，然后下午，我依然迷迷糊糊睡着，我想清醒,但很困。我时坐时躺，全身很热，总凉不起来。我旁边的石椅坐着一老一少,老的是中年人,少的和我年龄相仿，他们应该是父子了。父亲在给儿子讲人生道理。那时的我最厌恶这些人生道理了。
　　后来,儿子走了,父亲没走。几分钟后,他来到了我旁边。他来关心我，劝说我。他怀疑我和家人闹了矛盾而跑了出来。我犹豫了一下，否认了。他是不信的，又劝我一番。这次，我没有厌烦，只是不敢看他的眼睛,怕他看穿我的一切。我也和他说了几句，当然都是假话，不过也是有道理的。最后,他叫我快点回家,别叫家人找、别叫家人担心。
　　我已经离家五六天了，家人该找我了，肯定很着急了。我真不忍心啊!
　　听到别人的关心，我的心情好了点,但仍凄凉一大片。我不想在这里呆了。这样的生活太难熬了,还是平静的生活好啊!我要是还有和张可一样的思想该多好啊!我为什么就变了呢?!我常在日记上这样埋怨自己。
　　到利辛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了网吧，查了信息，还是一切照旧，根本没有我的报道。我又去了那个建筑，心里的浪涛在回家与不回家之间翻滚。我常想，要不就算了，就当一切事都没发生,回家和家人平静地过一生。没有家人的消息,我以为家里出事了。一想到这儿,我就心闷、烦燥，我想立刻回家瞧瞧。  但我的理想又叫我忘记家人。 我心里很矛盾，很想哭，可眼泪就是不往下掉!


（七）“自杀”之后的自我惩罚
​

　　第三天的下午大概一两点钟，睡在涡河石椅我突然爬起，我担心父母，我要回家，其他的我都不管了!
　　说走就走了，是步行的，我身上只有十多块钱了，得省着，我回蒙城还要上网呢。其实步行，我更多是想惩罚下自己，弥补我这几天对父母的伤害。而且利辛县和蒙城县是临县，我来的时候也没感觉走多远的。
　　一开始，我走得很快,我想赶紧回家看看,身体很是亢奋，全是力气。我一路在想我回去后该怎么做——我经常这样想的。
　　我步行了好久,天公突然不作美，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可我没地方避雨,公路两旁只有田地，没有村落，只有路边的树可以稍微挡下雨水。而此时的我正在树下快步走着，我没有停步的欲望，尽管路不好走。  或许这样更能减轻有对父母的愧疚，我很畅快。
　　走到了一个集市,我才在路边的小商店避了下大雨。雨不大了,我就走了。我必须抓紧时间，我怕在天黑之前到不了我的县城。后来又下了几阵雨，但我都没停步。
　　雨停了,我身上早湿透了。好在是夏天,我不冷的。我倒觉得我的脚丫子好痛，只有拖鞋代步，脚丫已经有点溃烂了，而路边的细小石沙时常无情地给它雪上加霜。
　　在路上，我遇到两个上学放假回家的小女生。她们都抱着板凳,相互扶持着，好在他们没被淋湿。见着他们，我心情好很多，我笑着，有点大声的开玩笑问她们,"可淋湿?!!"其中一个娃几次回头胆怯地看了看我。我也回了头,我仍笑着呢。我好久没笑过了。真高兴，心里真舒畅。
　　我终于受不了了,我坐了下来。我坐在路边扭着脚。还没坐2分钟，我又起身了,因为我知道，休息之后会更痛，而且我还得赶路呢。
　　我也想中途坐车的,但我却始终没坐。我不是担心钱的问题，我是要走完这条苦路，看着很苦，其实心里舒坦得很。
　　就这样晚上九点多，我才回到了我们学校的大门，然后我偷偷回住处看了，门已经换了新锁，家人该看到我的“遗书”。我得赶紧给父母打电话，我跟他们说，我自杀是假的不让他们担心。我父亲要立刻来接我，我说明天吧。在电话中，父亲并没有指责我，更多的是关心吧，希望我好好的。
　　打完电话，整个心彻底放下来了。这个事情撂下了，我又想我接下来的宣传该怎么办。晚上我在网吧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心情还算舒畅，我到了二中门口，我和父亲约在这里。我远远看到了班主任在校门口转悠着，他应该是在等同学们，但我并没有向他靠近。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脚上拖着凉鞋，加上瘦弱的身体给人一种邋邋遢遢的感觉，并不像个老师。
　　在门口远处，我也遇到了几个同学，当然会互相问分数，我只笑着说还行。
　　班主任终于注意到了我，要向我走来，我礼貌地微笑着迎上去。他温和地说：“进去等!”接着示意让我去门卫大厅等，“坐椅子上，外面热!”我依然微笑着，随着他的意思向门口大厅走去。他略带劝味的口气说：“你爸都快把城翻透了!”我还是笑。
　　接着，班主任给旁边聚集的几位同学讲解高考报考绝招。我在一旁瞎听。父亲来后，跟班主任寒暄了几句，我们就走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父子俩一人一辆自行车。我们都默默无言。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少沟通。我常幻想着那种朋友间的父子关系——没大没小、无话不谈、无话不说、无隔阂、不庄不重的亲密朋友关系。可,这种关系只在电视剧中出现过。
　　可有些话憋在心里不吐不快，父亲还是说了。我的高考低分数出乎他的意料，他本打算在我考个四五百分后叫我复读一年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他还找人帮忙查了我的试卷，显然他还不清楚我的“0分”计划。难道他不懂我的绝笔信?!还有那查询试卷的朋友能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没告诉父亲试卷情况?!或许这朋友根本就没查吧。
　　父亲还说出了，在我走后，他们的担心,虽然他的形容词不多,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看到父亲的无奈,我想，可怜的父亲咋有那么可恨的孩子呢?!可我没办法呢，我当时又想，要是我是孤儿就好了!


（八）父母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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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见到了母亲，她也没什么异常，只是看起来消瘦了点。后来听说，在我走的这几天，母亲几天都没咋吃饭，父亲带着亲戚到处去找我。而他们劝我道，“没考好也没啥，不要做傻事”我没在多说话。
　　父母认为，我想写小说赚钱。我说与钱无关，但他们不相信。看来是绝笔信与功利心的诱导。我也明说了是教育问题，他们说不懂。父亲还特别说，我写的那告示“杀死现行教育体制”若被教育部门看到了会判我的刑。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我反驳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他们仍是那样,思想太古,无法改变,总认为他们对。
　　他们不准我做教育宣传的事情，也包括写东西，他们还说一个大学生写的东西都不好，何况一个“胡乱蛮干”的高中生。我没有举例说明，因为他们不会懂，我也懒得和他们说。弟弟说，那天父亲把我家里课桌的锁拆开了，并烧了我的小说稿和一些“够判刑”的“告示”，他以为在帮我销毁“罪证”。我倒很生气。好在，他烧毁的是复印稿，手稿被我藏了起来的。幸亏，父亲看不清我的绝笔信，要不然按照给张可那封，他非找到我的近百万字日记，好在日记幸免遇难。当时，我很激动很恨父亲烧了我的小说，我甚至想：要是把手稿和日记烧了，我非到法院起诉他来解恨。尽管我当时就知道这都是父爱。
　　回来没几天，稍微安静的我又开始给媒体打电话，后来终于接到了我当地媒体《新安晚报》的电话。我跟他们口述我零分计划，他们要了班主任和几个同学的电话。
　　我接了一些陌生人的电话，父亲得知后很生气，他想让我以前的事情都抹掉，“再不扔掉，就不管你了!”当时的我正不想让他们管呢。父亲一直追问我，打电话的人是谁，他怕我被骗。而我就是不说，我只说“说了，你又不懂!”我想，媒体报道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了。
　　等媒体报道出来，我们已经离开家乡。父亲带着我和母亲投奔了在上海开饭店的姐姐。姐姐和姐夫在上海偏僻的农村里，一个角落里开了个麻辣烫店，生意还算红火。
　　那天晚上，我询问好多邻居才在附近找了家黑网吧，一搜我的名字，看到了好多关于我的报道。我当时狂喜，很兴奋，还看到相关搜索里出现了“三人行教育”。我心跳加快，激动兴奋不已，我当时傻傻地认为自己成名了!我不再人微言轻了!会有出版商肯出版我的小说了!父母不会再说我写得东西没用了!别人不会再误解我了!我成功了!耶!!!
　　我爸知道我来上网了，我看他无奈的样子，他很可怜。我姐说“可能别惹咱爸妈生气了?!”我只是一笑而过。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当时在饭店阁楼的床上看上海地图。我隐隐觉得应该是班主任，的确，麻烦又来了。我远远听到门外父亲的声音。班主任应该跟我父亲说了报道的事情。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我爸爸描述的，反正，我父亲一直认为我这是违法的，会被逮捕的，在我假自杀的时候，父亲就为我销毁了“罪证”。
　　父亲从门外到我床前，仰头问我要不要接班主任的电话。我接过了电话。父亲没压制住心中的怒火，他开始愤怒了，无奈地说，你快去死吧!!!!说完就生气地跑到一旁，蹲着不说话。我没有对此作出反应,我接电话呢。
　　班主任说：可知道报道的事来?
　　我很平静，说：知道了,昨天在网上看到的。
　　他说:你可知道你被报纸利用了，这对你没好处，只有坏处。
　　他一副很知情的样子，仿佛就是报社编辑。
　　我停了几秒，还是说了想说的话，我说：是，是互相利用，各得所欲。
　　他不认同：这对你以后有负面影响,找工作都不好找。
　　我也不认同他，心想：要是人人都知道我就好了。
　　他又道:以后好好工作，养家糊口，建立家庭，别想那事了。
　　我反对,但言辞不厉：我不想只为养家糊口，那样没意义。
　　他也反对：那什么有意义，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过好，别再想那不沾弦的事了。
　　我也无奈：我也不想去想，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看到了总会思想。我也不想想，可我不由得去想了。
　　他坦白说：这个社会的确很不好，贪官也惩不完，教改也不彻底，尽管是这样，但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
　　我反驳道：只要有人在努力，离成功就会很近。
　　可能是已经离校，没有在班主任身边，我才敢这样去反驳他。
　　他又劝道：你应该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叫社会来适应你。
　　我仍反驳：我是在适应社会，社会也需要我这样的人去改变它，人类不只是在适应也在改变。
　　他是说服不了我，最后说：自己要好好想想，看做得对不对。我们说你也是为你好。
　　我只有说“好”了。
　　挂了电话，我觉得我又伤害了父亲一次，心中的愧疚感泛滥。
　　几分钟后，班主任来了个短信：“有情况再联系,其他人要问徐孟南的情况,就说不知道打发,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别和记者联系了。”其实，他在电话里已经强调不让我联系记者。不知他为啥这样，难道是报道中，他说我天天晚上打游戏，而同学却说我不是在玩游戏，是在写东西。显然，报道对他不利，作为班主任老师，连自己学生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有点失职吧。
　　我又偷偷溜去了网吧，那几位零分同志，叫我联系上海的记者，好造影响。可我做不了。一，我没电话，不好联系记者;二来怕再惹父母生气，真心不想伤害他们;三来，我想静静地活着，文静内向的我还是喜欢静静的活着;四来，我怕这里周围的人知道我的事，以致给姐姐带来“歧视”看法，毕竟在很多人看来，这“反动”不是光彩的事...  ... 所以，我一直没趁热打铁,没再去联系记者。


（ 九 ）昙花一现之后的工作
​

　　接下来，父亲叫姐夫带我去劳务中介找工作。或许，父亲认为，我有了工作会安定些。
　　这天上午，姐夫载我到了中介，我也不说话，而且中介师傅的话，我也听不懂，他本地口音太重。姐夫是我的代言人，他们聊了起来。姐夫问我找什么样的工作，我说都行。当然姐夫肯定想让我轻松的地方上班了。一开始说有个新华书店要人，我想新华书店还不错，卖书的时候应该可以阅读吧。姐夫有事先走了，中介师傅带我去新华书店，但半路又回来了，我听的是下午再去。
　　下午的时候，中介师傅带我到了一个较偏僻的地方，把我引进一个仓库，里面都是电缆线。有几个小伙小姑娘在摆弄电缆线，具体干啥的，我也不懂，我就知道，这不是新华书店。有种被骗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发作。中介师傅和老板嘀咕了几句就走。我想，我是不是被拐到传销里了。我借了一个小伙子的手机，给我爸发短信，倒腾了半天，也没发出去。我更害怕了。我得走，还好没人拦我。回到家我才搞明白，原来上午中介师傅中途说过新华印刷厂招够人了，所以下午把我带到了一个电缆线厂。
　　找工作的第二天上午，我被带到一个工厂，脏兮兮的，地上都是些杂乱的纸屑，涂有不同的颜色。我进到车间才知道这是个印刷厂，眼前就有一个大机器，是准备往白纸上印颜色。简单地面试之后，我就开工了。当时工友们正在给机器换东西，叫我帮抬一个滚筒，筒是铁制的，大概有一米长，半径有二十厘米，上面都是油漆，只有两头凸出的小圆柱体可以抓住。我不顾这些油渍，下手就去抓，帮他们抬到指定位置。东西倒不重，就是有点脏，而且进入新环境，我浑身不自在。最后不小心打翻了油漆罐，溅了一鞋，我的新鞋耶!我不想在这里工作，还不如那个电缆厂呢。熬到了中午吃饭，我走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要学电脑——网站建设。一来，这行干净轻松，我也感兴趣，我当时想建百科网站的;二来，和电脑接触，我可以写东西。
　　中午回到姐姐饭店，我思量再三，紧张地和他们说了我要学电脑的事。父亲听了不吭声，他一直蹲在门前路边的石台上，他显然不同意我的要求，我感觉到他的无奈，甚至觉得他很可怜。而姐姐姐夫就追问我想学哪方面的，学了又有什么用。一开始，我吱唔不语，后来说了。但他们还是那种观念，沾上网络的东西不能学，而且认为学历低的学了这个也没啥用，他们觉得这种工作还是得先看学历。
　　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我本以为是大公司，给人家设计广告的,应该和电脑有关联。可工作是组装广告箱。这次，我在这里做了。工序也比较简单，也不咋累，可能只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罢了。
　　工作之余，我也会思考些问题。我细细想来，我觉得我错了，我不应该用那么极端的行为去批判现行教育体制和宣传“三人行教育理念”，因为这种行为并不能延续批判和宣传。事实证明，我的事只被传了几天，我觉得这只给教育作了很小的贡献。利用高考来做这个是不值得的，但我不后悔，因为我从中获取了更多的东西。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可人生目标--为教育的改革做点每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我对人生的得失不看中了，我只想努力为教育的改革做点什么，这就是我生活的动力。我打算利用下班时间，继续写我的小说来说教育。
　　父母见我安定下来，终于回老家了。我想，我可以不受管束，我可以写东西了。可姐姐不让我写，在他们看来，是写东西害了我，我和姐姐经常因为写东西吵起来。我想，我都按照你们的安排，都好好工作了，还不让我自由。我有了想逃的念头。那些天，我一直在逃与不逃之间徘徊。逃，我就可以的工作养活自己，空闲了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不逃，可以和亲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也免去他们对我的担忧。我是个不喜欢做选择的人，现在又要我做选择题。那天晚上，我痛哭了起来，这是我高二到现在第一次想痛痛快快哭一场，可有旁人看着，我只能默默抽噎流泪，我不停地用纸擦拭着眼泪，地上满是我丢弃的纸巾。
　　同时故意考零分的同志小坚，高考后，他去了一些地方，接触一些人。一次在火车站遭遇生死威胁，当时上车的人太多，瘦小的他被挤倒在轨道上，而此时正有火车要到来。在这生死关头，他想了很多，自己的过去，还有，还有自己的未来。他忽然觉得，自己错了，自己不应该用自己珍贵的高考去批判现行教育。这样的批判没有实质性的作用，高考并不会因为他自己的反叛就改了的。最后，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还有父母。他突然又想上大学了。
　　而我呢，说真的，当时想上又不想上。想上，可能想给父母一个交代，毕竟我的宣传失败了，我的教育理念在当时没得到认可，更多的是嘲笑吧，连累了父母;不想上，是因为，我当时还对考试反感，还是觉得一些东西学深了没有用，觉得浪费时间和精力。
　　但我的这个宣传失败，我是不甘心的，太不值了。费了两年的功夫，完全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结果。所以，我当时想配合小坚“闹一闹!”我想，如果真有大学录取我了，我就先上，但不免学费不上，而且我不一定上到毕业;如果没有被录取，就当我去跑跑玩了，也可以顺便继续宣传我的教育理念，我这还是不甘心呢。


（十）“逃跑”又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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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终于逃了，在工作够一个月后，我揣着1700元的工资偷偷摸摸的走了!我并没有告诉我姐姐姐夫。后来才通了电话，姐夫说出去闯闯也好。
　　到了合肥，人生地不熟的，我按照约定去了《安徽商报》报社。我单肩跨着书包，手机还拿着一个毛巾，一副土包子进城的感觉。我这个向来比较拘谨，都不好意思找人家报社说要上大学的事情。最后，抱着来都来了的念头，硬着头皮往前走。
　　我在安徽商报社见到了位记者，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感叹道：“你是你家里的一个问题!”
　　晚上我在网吧度过的，第二天在安徽大学附近租了房子。当天去了《新安晚报》报社，记者看到我，为我感到惋惜，想叫我去复读。看来，他们没有想报道我的想法。
　　在合肥的第三天，《安徽商报》的报道出来了。我对他们的稿子很不满意。满篇都说我忏悔，说我打工后方悟学业可贵，并没有为我谋求大学，还用专家来劝我复读。而人家《重庆晚报》《重庆晨报》则直接为小坚求大学。结果可想而知，并没有大学会破格录取我。倒有个民办专科录取了小坚，但他最后选择了复读。我们的想上大学的行为还遭到其他同志小吉的不齿。小吉还专门撰文抨击小坚是零分考生中的败类，文中劝我不要去上大学，要好好写我的小说。随之，小坚写文回应了下，说本来大家都是零分考生，应该互相照应的。当时我跟他们说、“感觉我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污染了。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  ”
　　当时媒体朋友要回家复读，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当时的我很厌恶学校(包括大学)的教育，我已经不是高一前的心境了，而且我觉得家里的学校可能因我的0分而不要我。我就一直没和别人提复读的事情。
　　在经历了被骗钱，在姐夫的电话逼迫下，最后身上仅剩几十元钱的我回到上海。本来我打算留在合肥打工的，可我家人还是不放心我，非要把我拉在他们身边。那天晚上，我回到上海姐姐姐夫那里，他们正在饭店做生意。见到我，姐夫就开玩笑说：“旅游回来了，有没有开眼界?!”至于姐姐，她就是批评我了。我只会笑而迎之。后来父亲打电话过来，自然是批评我了。特别是那次，晚上父亲打电话过来问我高考的事。当时，他们也刚回到家乡，听家乡人说电视上报道了我反现行教育的事。父亲以为我可能被抓，劝我老实点，别再“胡乱蛮干”，我只有听着。  不想再做过多解释。
　　我又得找工作了。一开始是经过劳务中介，我去了上海市中心的一座卖手机的大楼里，是做手机销售的工作，可呆了两天又走了。因为那里的宿舍不适合我写东西，而且工作无聊，就整天楞着，有时候会帮他们去拿东西，我不喜欢这个，还不如之前的累活呢。我没要工资就溜了。后来被父亲猛批，说卖手机的工作多好。可能我当时的性格使然吧。我不喜欢说话，不喜欢玩，我只想老老实实做事。
　　其实，在这个工作之前，姐夫附近的小网吧要人，我想去，但姐姐不允许。原因很简单，她嘴上说怕我做不好，其实是怕我沉迷网络。但他们最终没拗过我。还在手机楼里工作的时候，我给小网吧老板发了短信息，说我想到他那儿工作。其实我想利用看网吧的空档时间写东西。结果还真在那儿工作了。可我没写上东西。虽然可以上网但不想写。而且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工作时间不规律，就更没时间写了。我不想干了。好在，老板也不干了，把网吧转让，我也就走了。只工作了几天。回去后，姐夫说是他让老板辞退我的，,还说：“要恨我就恨我!”我不会恨的，对于家人的一些善意的劝阻，我是心存感激的，即使有时我不喜欢。
　　后来,经老乡介绍我，我进了一个制作包装袋的厂子。这厂子是制作手提包装袋的，比如卖衣服时的包装袋，送礼的包装礼盒等。最后因为厂子的工资还没有当地的最低工资高，我去劳动局告了他们，我获取了三倍的工资补偿，然后又没工作了。
　　在这个厂子大概工作了一个多月，期间我完成中篇小说《三人行》。小说主要虚构了一个大环境，就是在我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实施后，学生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然后，我给一些出版社打了电话，有的一听说是零分考生的东西，就直接拒绝了;有的叫我直接去出版社;其中一个特别气人，一开始说看看我的新闻再考虑考虑，在我问了N次后，他说，不能靠网上那点东西就给你出版的。这样不行，我又胡思乱想了很多点子，有的去做了，但没成功。
　　没了工作，又得找，这次我去了上海市里，结果又被骗了几百块钱。不过这天，我在网上突然看到当兵的新闻。我想去当兵。当兵既能锻炼身体又有工资，我还可以在空余时间看书写东西，应该还可以学电脑。我和姐姐姐夫说了这个事情，他们同意。和父亲说了,他也同意,只是担心当不上兵。而我认为很简单,我觉得体检过了就成。就不知道我的政治面貌行不行，毕竟有我反现行教育的事件存在。但我想试试。
　　在上海混了四个月，我独自一人回家了。按照父亲的指点，我找到了我们村的老领导。可能是想当兵，有求于人家，我倒奉承起了他。一开始都很顺利，但在体检时，我被刷了下来，说我的骨头不适合当兵。没办法，我只有作罢了。
　　这个时候，已经快过年了，我没有再外出打工。我在老家倒腾起了长篇纪实小说《高考0分声》。


（十 一 ）第一次提出去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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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父母带着我，跟着几个舅舅去了江苏扬中市。这里有个制作井盖的小工厂，我们每天做的就是把泥沙混合，然后倒进磨具里，经过机器震动均匀，然后把模具抬到地上，把成型的井盖倒出，待井盖彻底凝固时，再统一收集起来。这是个体力活，我倒还行，就是看着父亲母亲很辛苦。父母怕我累着，想让我跟这里的大师傅学习电焊，主要是焊接井盖支架轮廓。我虽然不太情愿做这个，但是没办法，只能顺我父母的意思。我不上班的时候，也会继续编写我那个《高考0分声》。有时候，舅舅见我又在胡乱蛮干，他们会说我几句，而我都置若罔闻。
　　大概做了一个多月，我们又走了，工资低，而且累。我的电焊也只学了个皮毛，不是我喜欢的事情，我学不来的。
　　我们又去了上海，父母直接就在建筑工地开工了，而得慢慢找工作。我和父母租住一个村子里，这里也有很多老乡，我们都互相帮衬着。而我这几个月的记忆是模糊的，我知道我去工厂上班了，好像不止一家，我也去工地替代母亲搬过砖。
　　我记忆一下子到了这年的六月份，高考后，我得知堂哥的成绩并不理想。我萌生了要和他一起回校复读的想法。我和堂哥也从小到大一起上学，加上另一个同班同庄同姓的女同学，我们三个一起从小学到初一，一直在一起学习，在生活上也互相帮衬。我们学习都很刻苦，成绩都不错。老师经常以我们为榜样，叫同学们向我们学习。我们被尊称为“三徐”。可在初一下学期，这位女同学走了，去了很远很远的新疆，直到2008年高考结束，她才回老家，我们才见了面。而我堂哥后来出了交通事故，胳膊受了伤，耽误了学习。他跟不上课，只能选择留级一年。这样，我们“三徐”就被拆散了。本来他们都以为，我会和以前一样好好的。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
　　我想，如果有堂哥在，我或许还能回到从前，找回那个专心学习课本知识的我。
　　我给堂哥发了短信，我直接跟他说，“我们一起去复读吧。”他说他不打算复读了，他要上个专科，上个好专科也行的。我听了很失落，但我还是想复读试一试。我随之征求了家人意见。我姐夫表示支持，想去读书是好事。可我父亲不同意，他说反问道：“可能考好了!”我感觉，他怕我又闹出什么幺蛾子。反正，他就是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我还需要他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违背他们的意见。我不想再伤害他们。只有作罢。
　　之后，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打工。还是上海，但这次另一个区县，青浦。我在这里呆得比较久，大概一年多。一开始还是和父母一起，见我工作渐渐稳定，他们才离开，终于放开我了。在和父母一起的大半年里，我每天还是坚持写东西，大多时候是用手机编写长篇纪实小说《高考0分声》。我把小说传到网上供大家阅读。因为之前的阴影，我没有再找出版社。大家能看到就行。
　　2009年的下半年，我一个人开始独自生活。我在一个卫浴制造厂上班。我和同事负责的是末端环节——包装。我们在公共场合洗手间里，洗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除去水龙头，剩下的盆及下面的柜子，这两样东西，我们用缠绕膜把盆和柜子缠牢固，放些泡沫条，然后套上纸箱，最后套上木架子围起来。这就完事了。这也是分很简单的工作，也不脏，也不咋累，工资还可以。我在这里呆了一年多。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努力地勇敢地追了一个女孩，虽然最后没追到，但是我收获颇多，我变得不是那么内向了。期间，我也不忘学习，我自学了新概念英语，我想我以后肯定能用到的。我每天也坚持写日记，还把日记整理了下，做了个小书册，送给了她。
　　一晃又是一年，2010年，可能想离开这个伤心地，我辞去了卫浴的工作，在附近又找了家工厂。这个工厂主要生产说明书的，最大的客户就是联想。公司需要人员去联想长期驻厂，刚到几天的我被选上了。领导说，我主要是去负责处理一些问题，比如说明书出错等问题。我心想还不错就去了。结果却是拉车的活。处于上海保税区的联想工厂，这里主要是做组装电脑的工作。一条流水线，从零碎的小部件组成一台完好的电脑，但最后的装箱。我们几个负责的是给包装环节供应材料。一开始拉叉车，脚会很痛，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我们虽然感觉是被欺骗来的，但能挣钱，就将就做了。在这里，工作之余，我创作另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
　　大概做了半年吧，临近冬天的时候，我被叫回了家，到亲戚的厂里打工。这个也是到外面工作。我们公司是做猪毛收购加工的。我负责到江苏淮安，在我们的一个猪毛存储厂做帮工。


（十二）去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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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2011年，回到淮安的时候，我决定在这年五月份去一些地方做劝告活动。因为在我们2008年之后的2009年和2010年都有故意考零分的考生出现。而这个零分对教育改革并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受伤害的只有我们自己。我当时在想，如果当年有人出来劝告我，或许我就不会考零分了。我记得我在零八年的时候，我也有给蒋多多写过信的，可没有回音。我在想，如果当年蒋多多给我回信了，稍微劝阻我，我或许会放弃零分的，我可能会用其他方式来宣传我的“三人行教育理念”。所以，我想以我自身为例子，来告诫大家，考零分要慎重。既然我有这个想法了，就想让更多人看到我这个例子。所以，我想到去各学校做劝告活动。实地劝告是一部分，如果我的行为能上网络热点，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有了这个计划，我就得准备。我先把我当年的那个长篇纪实小说《高考0分声》修整了一遍发到网络文学网站上，并在网上向各出版社投稿试试，结果是要收钱的，那我没钱哦。在二月份的时候，我就联系了《安徽商报》的记者，想让他先给报道下。我想如果能通过报道就引起影响，让更多人知道零分的利弊，或许我就不需要去做劝告活动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内向的，不喜欢当年被大家围观，更不喜欢到处跑。结果，这位记者是给报道了我写书劝告和将做劝告活动的事情。但效果不大。然后，我继续准备劝告活动。我做了个方形木制背包，四千张宣传单，宣传光碟，还把《高考0分声》制作成册。
　　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我请了假就一个人前行了。先去了江苏的金陵中学。由于我这人比较内向，也没怎么演讲，进学校发了传单，拍了照片就走了。我不想当场被学生们围观。我想把照片传到网上去，叫大家围观我的照片。这样一样能达到劝告目的。结果，这次终于如我所愿，我发的劝告帖子被论坛推荐到首页。
　　我本来打算再去一两个学校就结束掉这次活动。可有媒体要来采访，为了达到更广的劝告宣传，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记者跟随我来到了我们安徽合肥的六中，我只是在六中门口发了些传单。记者在远处拍了点照片。也没见有学生问询，我觉得尴尬就离开了。我们回去后，记者也会报社去了。我觉得已经有不少媒体报道了，影响应该不小了。我就结束了这憋屈地劝告活动。我又回到了淮安。
　　这次劝告活动应该值得的。因为这之后一直到2012年全年都有关于考零分不值得新闻。这几年也有不少联系我的考生，也有几个想考零分来反叛现行教育的孩子。我跟他们陈述了利弊。我主要说的是，你需要不需要高考这个工具来上大学了，如果需要，那你就好好高考，将来有本事了再做教育改革的事情，但不能忘了当初改革的心就行;如果你不需要高考上大学，那随你了，但要承受零分给你带来的影响，比如父母的期望，别人异样的眼光等等。我告诉他们，要自己想清楚。我劝过几个考生，后来就没得到过他们有零分的消息。
　　这样，我或许把这个零分放下了。加之，我在2011年就结了婚，重心都放在赚钱养家上面了。在一些人情世故上，我有了了解，我也融入到这个社会。我对生活要求也不高，我觉得家人好好的就行，我不要求自己在城市里买房，自己再买个车啥的。我不爱好这些，我可能爱好的还是教育改革事业。想到改革事业，我并不后悔当年的零分宣传“三人行教育理念”的做法，尽管这个做法不对。我想，我可以重头再来。


（十三）真去高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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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想重新复读。
　　这时候我和前妻已经因家庭琐事离异，而且各自安好，她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我获得了自由。我发现我这个时候才是最放松的，没有了父母的束缚、家庭的羁绊。小时候来自父母经济方面的压力，有时候会为了口饭和姐弟们争吵;高中时期被“零分计划”所困扰，身心受着折磨;婚姻时期被家庭所牵制，做任何事情都被说“不”。而现在又回到十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父母已经给我自由，虽然有个孩子要抚养，但我还是能照应来的。
　　自己在外面打工，每天早晨六七点就起床去旁边的工厂做汽车配件，我做的也是技术工，每天坐在机器前循环往复得印刷小小开关罩，晚上七八点回到家再忙忙网上的兼职，之后躺床上玩玩手机，也能幸福的入睡。每月加起来也有万把块的收入，相比身边的同事还是不错的了。
　　但一两年后，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无趣，或者说我过够了这样的生活，觉得这样的工作，这样天天为了糊口的做事没有了意义。然后，我想到了高考，想到了去读大学。我想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想体验下错过的大学生活。我觉得现价段上大学最有意义。
　　至于我对现行教育的反感，我想，高考既然是一个工具，我当年能用它来宣传我的教育理念，现在也能为我所用，我要用它上大学。我记得当年我不喜欢考试，我觉得一些东西学了没用，但把考试用在高考升大学上就有用，这样理解我就释然了。
　　再加之，我一直劝别人，我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劝住了。我需要上大学，我想换一种生活，这样每天不停地重复地劳作没有意思，我想体验下大学生活，有点弥补当年的意思;我想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还是想写点有影响力的东西;我想了解下大学制度，我没有忘却当初的理想。
　　可惜我的高中毕业证在早年就丢失了，本不想硬着头皮去母校去开毕业证明的。而在2016年的时候，我想上大学的欲望欲强，这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复读参加高考了。可惜那时已经进入十二月份，报名截止已过就不说了，而且我得留足时间复习。所以，我只能准备2018高考了。凑巧的是，在2016年末，我在找其他东西的时候碰巧发现了我的高中毕业证。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感觉!
　　还有个凑巧的事情，就在我今年高考报名的时候，在排队录入考生信息的时候，我想起来上海浙江正在进行高考试点。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个试点，因为之前我们也有新课改，教育改革一直在换汤不换药，我就没有去了解。那天排队无聊就随便手机搜了下，他们的高考改革到底是啥样。结果，我看了很是欣喜，因为这改革方案和我当年提出的“三人行教育理念”极其类似。无论从目的上，都是以考生兴趣爱好为出发点进行选科，还是具体学习形式的“走班制”，以及最后的录取上尽量以专业排名为度量。
　　本来打算就这样默默地去高考上大学的，但当我看到这个，我沉默不下去了，我必须说道说道，因为当年很多人说我“三人行教育理念”一文不值。现在在上海浙江试点了，尽管他们实施得不尽如人意，至少方案是进步。于是我就找了媒体，向他们说道说道，一开始的媒体还不愿意报道我这个教育方案与上海浙江的类似问题，只着眼于我的再次高考和过度夸大我的悔悟。我当年的零分做法的确是错的，在2008年那“昙花一现”之后，我发现并没有达到我宣传“三人行教育理念”的目的，并在此时我是后悔的，但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懂得了我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就应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尝试碰触一些不同的实物——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后悔不后悔的问题了。而且我相信我可以重头再来，重拾青春岁月!

徐孟南写于2017年末